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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坐上出租车来到肯辛顿乌斯季诺夫的公寓里，期待着见到这位已从秘密世界的生活圈子里光荣引退的英雄人物。事实上，他和他的老伴住在一间破旧的公寓里，周围堆着许多皮封面的古书。他现在只能靠变卖这些藏书来维持他们的生活了。

    乌斯季诺夫为我的到来感到兴奋不已。尽管他的生活很艰辛，但是在这场伟大的情报角逐中他仍然扮演着一个竭尽全力的角色。他拿出一瓶伏特加酒和两只酒杯，并着手研究我从办公室带来的计划。他是一个身体肥胖笨重的老人，说话时带着浓厚的喉音和多种语言的土腔。他有一双目光尖锐的眼睛，肯辛顿公园附近的俄国外交官的真实想法全都逃不过他这双眼睛。

    我的朋友，他用俏皮而顿挫有致的语调说，如果礼品的价值很高，那么他们会卖掉这种礼品，如果这样，那危险性就大了。他们都是些布尔什维克，喜欢正统的东西，如果送一帧银质列宁像或一座克里姆林宫的模型，也许对他们来说更为神圣。

    我解释说，列宁的半身塑像恐怕不太合适。因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头颅太圆，这种光滑的表面对声波反射的性能较差，而一座克里姆林宫的模型的方案倒是可行的。这种象征着俄罗斯母亲的复杂建筑模型里，很容易隐藏相应类型的凹状刻纹。克洛普乌斯季诺夫把整个行动计划视为一出趣味浓厚的戏剧的一个片断。他自告奋勇要去拜访俄国大使，这样便能直接地了解到他究竟喜欢什么。

    我们讲起过去的事，伏特加酒的酒劲就上来了。尽管他的年纪很大了，但他仍然有很清晰的记忆。当他提起他和普利茨为国家作出的贡献时，泪水流满了他的脸颊，他终于再也忍不住了。

    他说：彼得，我为他们做了这些事情，但他们却把我丢在这里。我们老两口身无分文。

    可是，你的养老金呢？我问。

    养老金？我没有养老金。他满腹酸楚地说，当你为他们干活儿时，从来就不曾想到以后的事，不考虑晚年，仅仅是因为爱好才去干的。可当你濒临死亡的时候，他们就把你抛弃了。

    我默默无语地坐在那里，他的话令我难以置信。这么一个人竟然会如此沦落风尘，差不多快到了被迫乞讨的地步。我真想问他是什么原因使丘吉尔和范西塔特把他忘记了，可我又感到这只会使他更加心碎。乌斯季诺夫举杯饮酒，聊以平息心绪。

    不过干这行是很有趣的，他最后说。他用颤抖的手往杯子里倒了些酒。在一阵沉默之后，他又说话了。

    这是我的孩子，他是个演员。他指着摆在壁炉台上的那张青年彼得的照片说，你有孩子吗？彼得。我告诉他我有三个孩子，两女一男。

    叫他不要干这一行。他悄悄地对我说，我也不会让我的儿子卷进我们这场游戏里。上面管事的都是些贵人，而贵人则多忘事

    他又感到一阵辛酸，可顷刻又逝去了。他问了一些军情五处的情况，问到了盖伊利德尔、狄克怀特、马尔科姆卡明，这些人在战争期间都和他有着密切的关系。夕阳西下时，房间里的光线黯淡了，我起身告辞。我们握手道别，他又自个儿沉浸到伏特加酒和旧书堆里去了。

    我因为喝过了头，晚上没有干什么事就回家了。第二天上午，我跟卡明提起乌斯季诺夫的问题，他脸上露出尴尬的神情。

    我敢肯定我们在几年前就给他发养老金了。他的声音提得异常的高，天哪，可怜的克洛普！我马上去找狄克。

    再继续追问下去也是徒劳。究竟是谁忘了克洛普乌斯季诺夫，是追问不出来的。官僚们总是在被追究失职时，互相推倭，这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事了。乌斯季诺夫还是拿到了他的养老金，可自从那次会面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没有多久，他就去世了，但他的遗嫣至少还是得到了一点好处。不久，送一座银质的克里姆林宫模型给俄国大使的计划落空了，外交部不同意。说实话，那天下午在肯辛顿乌斯季诺夫的家里时，我就已经显得漫不经心了。这件事给了我一个终生难忘的教训：军情五处希望它的官员们永远忠诚不渝，直到走进坟墓，而它却不一定以同样的忠诚来回报这些官员。

    不管怎样，总的来说，五十年代还是非常有趣的。A 处是一个充满着欢声笑语的地方。温特博恩常常说：如果你能忍受兴奋，那么军情五处的生活是热闹的。有一次，我们在匈牙利大使馆隔壁的保安楼安装窃听设备。我爬在屋顶上装天线时被一位邻居看见了，他跑去报告了警察，说看见有窃贼在附近。不到十分钟时间，警察就来敲门了，那位邻居也跟警察一起来了，我们顿时乱了手脚。我周围全是些最新的技术设备，地上摊着接收器和电线。温特博恩不知所措，只得打开地板，把价值上万英镑的设备藏到地板下面去。外面的敲门声更加剧烈，有人用壮实的肩膀在撞击房门，想把门撞开。显然，他们听到里面有响动，认定我们正在行窃。后来等屋里的一切稍为归顺了，我才局促不安地打开门来，并解释说我正在利用夜间时间为房间的主人做一些维修工作，这些维修工作都是经过批准的。我给了警察一个电话号码，这是一个当地警察特别处的电话号码，让他去进行核实。